与西方大航海时代的潜在联系

美洲的发现和经好望角抵达东印度航线的开辟，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壮举。达伽马的远航具有极其重大的历史意义，给新兴的资产阶级开辟了新的活动场所，将欧洲、非洲以及亚洲直接联系起来。

西方人对伊本·马吉德的关注大部分源于“伊本·马吉德是达伽马船队跨越印度洋的领航员”观点，举凡谈及新航路开辟的西方著作，必定有伊本·马吉德的一席之地。

伊本·马吉德（马治德）尤其熟悉非洲和印度的马拉巴尔海岸之间的海路，后来葡萄牙人第一次航行到印度去时利用了他这种知识。

伊本·马吉德（马德瑞德）的名字在历史上是永垂不朽的，正是他，向欧洲人指明了通往印度的航路。“伊本·马吉德是达伽马船队跨越印度洋的领航员”这一观点是基于达伽马航海日志和阿拉伯语历史著作的一种猜测。

达伽马在其航海日志中提到：当地（马林迪）国王为船队指派的领航员带领船队顺利抵达印度的卡里卡特。

16世纪阿(1582~?,بطقنیدلادمحمنبدمحأيلاوزھنلا)拉伯历史学家古图布丁·努赫努瓦里中有述：葡萄牙(قربلاينامیلايفحتفلاينامثعلا)《在其著作《奥斯曼帝国的也门征服史船队一直无法渡过印度洋，直到一位经验丰富的航海家——伊本·马吉德告知法兰克人如何避开印度洋上的风浪，方航行至印度。

上述两部著作中的记载即为该观点得以形成的重要依据。然而，随着相关研究力度的加大，现代阿拉伯学者:普遍对这一观点持否定态度，并提出以下驳斥观点(ارفلانامثعھط،يروخمیھاربإ)1导航员姓名不明确。

达伽马一行的文字记载中从未出现导航员的姓名，将伊本·马吉德等同于导航员仅是16世纪的著作《奥斯曼帝国的也门征服史》的论述。

《奥斯曼帝国的也门征服史》所载内容的准确性存疑。最明显的一点是时间记述有误，书中记载领航员指引达伽马在印度洋航行的时间为伊历10世纪初，即公元17世纪，该时间与达伽马首次抵达印度的时间（公元1498年）相去甚远。

宗教身份不符。达伽马航海日志中所记载的领航员是基督教徒，而伊本·马吉德本人却是虔诚的穆斯林。

伊本·马吉德作为大航海时代的著名阿拉伯航海家，其著作中充分展现了穆斯林对伊斯兰教的虔诚，该书开篇即强调作者的哈吉身份，书中详细介了绍麦加的地理位置，同时以麦加为基准点介绍其他地区的位置，并多次提及麦加与其他城市之间的往返航线。

《航海守则》有载：上述建议是提供给那些取道康坎前往霍尔木兹、马克兰、也门以及麦加的海员们，1伊本·马吉德在《航海守则》中多次记述各种广泛使用的航海工具乃是伊斯兰教先知努哈、大卫等人发明创造。

事实上，通过对相关资料的研读，可以明确得知：伊本·马吉德不是达伽马船队的领航员。但有学者仍然认为：历史的荒谬之处就在于伟大的阿拉伯航海家正是终结阿拉伯航海活动的推手。

伊本·马吉德是否为达伽马船队领航，仍待深入研究。换言之，伊本·马吉德在15-17世纪是阿拉伯民族的化身，部分学者之所以认同伊本·马吉德的领航员身份，是源于对阿拉伯人航海技术的认同，同时，也是对阿拉伯人参与大航海时代的认可。

公元15-17世纪阿拉伯人的航海活动有三大特点：

航海活动整体式微、家族式航海和航海著述始现。该时期阿拉伯人在航海范围、海战结果、航海贸易状况以及航海技术发展等方面不同程度地展现了其航海活动的衰落。

此时，海军将领和民间航海家都以航海世家为主要航海组织形式，家族传承对民间航海家而言极为重要。依据对伊本·马吉德著作的分析，阿拉伯人在15-17世纪的航海成就可归纳为：度量单位、定位仪器以及文本记载。

另外，对“伊本·马吉德是否为达伽马领航员”的争议则是阿拉伯人是否直接参与大航海时代的例证之一。阿拉伯航海家积累的丰富航海信息和航海知识，为欧洲人在印度洋的航海活动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帮助。

公元15-17世纪阿拉伯人航海活动的制约因素

大航海时代是日本学界率先提出的概念，又称地理大发现时代、新航路开辟时代。大航海时代通常指涉15世纪下半叶至17世纪末，欧洲航海家主导了一系列航海探险活动的伟大时期。

与此同时，阿拉伯民族内部分崩离析，当权者无暇顾及政商关系，外部受到欧洲海上强国军事和商业的双重夹击，阿拉伯人航海史的灿烂光芒在大航海时代欧洲诸国航海成就的对照下显得暗淡无光，就阿拉伯民族的整体航海史而言，公元15-17世纪的阿拉伯人航海活动由盛转衰，是阿拉伯航海史的低潮时期。

本章论述的阿拉伯人航海活动制约因素即相较于葡萄牙、西班牙等取得较大航海成就的欧洲国家而言，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外部因素、内部因素、技术因素。

外部因素

财富和资本日益成为15世纪西方社会地位的象征，对财富的追求鼓舞着欧洲人去往未知之地探索以及攫取财富。奴隶贸易的巨大利润吸引着欧洲探险家和商人不断去往非洲冒险，《马可·波罗游记》中对富饶东方的描写激发了商人们的野心。

再者，奥斯曼帝国征服君士坦丁堡之后，控制了地中海东部的商路，对欧洲国际贸易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因此，欧洲皇室和商人迫切需要开辟一条新航路。

15世纪，欧洲的科学技术取得长足发展，人们对世界的认识更加客观理性，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相信“地圆说”，探险家们无疑是验证“地圆说”正确与否的最佳人选。经过充分筹备，1498年葡萄牙航海探险家达伽马成功从欧洲沿非洲西海岸航行，绕过好望角，经印度洋抵达印度。

这条航线的开辟和1492年哥伦布发现美洲同属地理大发现的重要成果。新航线成型改变了欧亚贸易模式，使得海上贸易中心从阿拉伯人掌控之下的红海和印度洋转移到欧洲人手中的地中海。

公元15-17世纪制约阿拉伯人航海活动的外部因素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一欧洲国家的军事压力伊斯兰教和基督教的武力冲突在地中海持续上演，双方对地中海沿岸城市和岛屿的轮流掌控是双方实力变化的集中体现。

随着达伽马绕过好望角抵达印度，欧洲舰队开抵印度洋、红海和波斯湾，大肆摧毁沿海港口城市，抢夺财富。

西方希望通过征服海洋，以及打开介于基督教与伊斯兰教世界间新的东亚边境，来达到包围伊斯兰教世界的目的，新航路成为欧洲国家侵略阿拉伯半岛的主要航线。

1502年，葡萄牙船队第二次航行至印度，由于阿拉伯人封锁了红海，所以派出一支舰队到阿拉伯半岛南部试图打通红海路径，他们抓捕了7艘阿拉伯船，杀害和俘虏了部分船员，并以此索要赎金、税款；另一支舰队则继续从东非前往印度。

1507年，葡萄牙殖民者阿尔布奎克攻占忽鲁谟斯岛，并修建葡萄牙城堡。21510年，葡萄牙舰队开往霍尔木兹，霍尔木兹被围堵，最后以霍尔木兹每年向葡萄牙人缴纳一定税额才得以解困。

1517年，葡萄牙王室下令侵占亚丁，葡萄牙舰队对塔希尔王朝佯称此行是为了帮助亚丁抗击埃及，遂轻易进入亚丁并将其洗劫一空。

埃及历史学家伊斯玛仪·瑟纳克（لیعامسإكنھرس,1854～1924）曾是一名埃及海军官员，在著作中指出：赛里姆苏丹带着海雷丁一同返回君士坦丁堡。在海雷丁的帮助下，埃及改良了用于尼罗河航行的船只。

由于坎苏·葛里的大部分船队毁于也门海岸战争，因而红海上没有埃及舰队。1519年，埃及总督从麦加传来消息称法兰克人的船队已经进入红海，并切断了红海的商路。

1520年前后，葡萄牙舰队大规模开往亚丁，一番掠夺之后开往波斯湾的霍尔木兹。1522年，葡萄牙舰队抵达也门席赫尔港口，洗劫席赫尔之后离去。

1529年，亚丁统治者出于对奥斯曼帝国扩张征服的担忧，因此在葡萄牙人再次来到亚丁时，允许葡萄牙人进驻亚丁舰队。然而，奥斯曼舰队开到曼德海峡附近时，仍然将席赫尔、哈德拉毛收入版图。

1524年，葡萄牙舰队进入红海，在阿拉伯半岛红海地区恶行不断，大肆抢夺财富、绑架人质，随后将席赫尔港口当成其在阿拉伯半岛南部的据点。

1576年，奥斯曼帝国的舰队开往拉斯哈德，并在马斯喀特烧杀葡萄牙人，最后返回亚丁。波斯湾地区同样处于葡萄牙人侵略之下，葡萄牙人眼红阿拉伯伯半岛马匹贸易所带来的利润。

穆罕默德·本·阿吉瓦德（دمحمنبدوجأ,？～1521）统治时期，葡萄牙人冲入波斯湾，扰乱商业秩序，暴力对待阿拉伯半岛波斯湾沿海地区居民，摧毁民用水井的同时干扰希贾兹和也门地区的港口运作，劫掠阿曼沿海城市，还一度侵入霍尔木兹。

为攫取利益，葡萄牙军队于1509年抢劫从巴林驶出的载珠船只。

参考文献

[1] [英]杰拉德·德朗提,发明欧洲,陈子瑜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20 年版,第 56 页。